社交网络上,鹤岗这座城市总和两个概念绑定,一是房价,二是逃离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低房价是它走红网络的初始原因。低至数百元一平的鹤岗房产,很容易在短视频时代抓住大众的眼球。最近几年,鹤岗甚至成为一种符号,用来指代其他低房价城市,例如乳山被称作海边鹤岗,个旧被称作云南鹤岗。
逃离和鹤岗的关系则更为复杂。
一开始,外地购房者涌入鹤岗,是为了逃离高压的城市生活,试图通过拥有一个房子,获得某种心灵寄托。后来,从大城市涌入的年轻人,又发现鹤岗不是“躺平之地”,仓促间从这里逃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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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平是一个兼具褒义和贬义的词,凝聚着大城市打工人对悠闲生活的想象,和返乡者放弃大城市生活时的挣扎。
事实上,回到鹤岗的年轻人,正在过一种介于躺平和内卷之间的生活——他们放弃在大城市立足的焦虑,回到家乡,想办法挣钱,让生活过得更舒适。躺平和内卷并不是非要选择一个,返乡的年轻人,既厌倦永不停止地奔跑,也不想原地躺下。
他们只是站着,过一种普通的生活。
返乡的焦虑,用赚钱治愈
返乡的焦虑,鹤岗90后小付都经历过。
人生前27年,小付的生活轨迹是标准的“逃离小城”路线。努力学习,考上外省一所不错的大学,毕业在北京找到一份稳定工作,赚小城市不太可能赚到的薪水。
回家不是一个主流选择,努力留在大城市,凑首付买套小房子,才是小付身边同事们普遍的做法。调回鹤岗前,同事领导劝他再考虑考虑,“很多人都觉得我回家的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,就说你有能力工作为什么要选择最终回来。”
他自己清楚,虽然仍属于同一家公司,但调回家乡意味着放弃职业上的发展空间。“远离总部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你只能稳定领工资,不会有什么晋升机会,因为你已经远离了核心圈。你到地方,其实就是维持工作。”
在北京,他住在通州的表哥家,工作地点在北五环,单程通勤一个半小时是常态。而鹤岗很小,主城区“开车去哪儿都不会超过20分钟”。
在北京,买房对小付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,“现在已经很难了,何况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稳定的行业,不像某些行业可以在一两年内赚到很多钱。”而在鹤岗,房子压根不会成为困扰他的问题。
小付在北京的薪资不低,每年能赚30多万,但他说:“这个工资在北京没法生活。”有外省同事选择留在北京工作,“他们把媳妇都放在家(乡),孩子也放在家(乡),挣到钱就转回家”。小付觉得,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。
最终,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差异,让一路按照标准路线生活的小付,下定决心回到曾经逃离的鹤岗。
鹤岗和北京的薪资差异是巨大的。调回鹤岗后,小付的收入下降近三分之二,而这已经是鹤岗少有的高薪职业了。为弥补收入上的损失,三年前,他在鹤岗老街基捣鼓了一家便利店。街基是东北人称呼街道的土话,当地人会把街读作“gai”,老“gai”基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城镇所在地。
大城市里遍地都是的便利店,在小城市还是“新物种”。
小付按照大城市里连锁便利店的风格装修自己的小店,摆上便利店式的货架,设计好招牌和灯箱,取了一个洋气的店名:tomorrow。我翻遍大众点评,这大概是鹤岗*一家用英文作名字的杂货店。
他请了两名员工打理店里生意,自己只负责线上回复外卖用户消息,处理售后问题。在普遍都是“夫妻店”的鹤岗,雇店员并不常见。
这一模式的优缺点都很明显。缺点是需要付出额外的人力成本,鹤岗做小本买卖的利润本来就不高,这是其他杂货店主普遍选择自己看店的原因;优点是小付可以安心完成自己的主业,延长线上的接单时间,获得两份收入。
对小付而言,副业既需要赚钱,也需要足够省心。“我要是不出差的情况下,一个星期会去一次。如果要出差的话,可能一两个月都不过去。”两份工作加在一起,小付的每月收入在两万元左右,足够在鹤岗过上舒适的生活。
离开鹤岗和留在鹤岗,是各自选择的生活方式。没有哪种生活一定优于另一种,只是大家在分叉路口,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。
和他同龄的朋友,不少在外省大城市安了家,有在西安的,有在三亚的。这几年聊起天来,朋友反而会说羡慕他,说当初不如就留在鹤岗。但小付很清楚,“这种情况来源于他们对某一两件事的感慨”,例如小孩学籍遇到麻烦,或者在某些时刻,发现身边没有熟悉的家人和朋友,会觉得寂寞。
返乡之路,有人劝阻,有人羡慕。小付只关注自身的体验——有没有过上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生活?
我在鹤岗10107,但活得更自由
另一个回到鹤岗“干事业”的年轻人是刺猬公社的老朋友,隔壁咖啡馆店主阿怪。
2021年9月,我在鹤岗游荡,偶然走进这家装修得和周围店铺格格不入的咖啡馆,记录下咖啡馆里的一个午后。那时候,咖啡馆刚开张一年多,阿怪每天都在研究怎么吸引更多鹤岗年轻人喝咖啡。
一年半过去,越来越多媒体开始联系阿怪,想了解她的故事,或是想从她的故事里了解鹤岗。访谈的邀约一个接着一个,有人给她打电话,有人直接到鹤岗的店里找她。她说: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很多人找我,有点慌。”我安慰她,可能是因为开在小城市的独立咖啡馆很有代表性。
开一家咖啡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创业梦想,而是阿怪给自己在家乡找到的一种谋生手段。几年前,她在哈尔滨的咖啡馆当咖啡师,每个月工资3000块钱,除去在哈尔滨的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,什么钱都剩不下。阿怪的丈夫也是鹤岗人,两人结婚后,盘算着,要不干脆回老家。
隔壁咖啡馆开在比优特时代广场附近,丈夫负责收银和经营,她负责做咖啡和蛋糕,起初夫妻俩的目标很简单——“比打工强点就行”。和小付降薪回家不同,阿怪和丈夫回鹤岗开店后,收入比两人在外打工高很多,但所谓躺平的生活并不存在。
仔细算起来,开咖啡馆以后,阿怪忙工作的时间反而比之前更长。早上10点开门营业,她要在9点多到店里做准备,晚上10点结束营业后,她要把店里东西收拾完再回家。“一周七天,没有休息日,我们这里开店好像不太有(闭店日)这些说法。”
我跟阿怪说,大城市里的人形容自己的生活是996,你这也不轻松,简直是10107了。
“在小城开个咖啡馆”听起来是件挺浪漫的事,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浪漫。外人看到的是精致的水晶球,做水晶球的人需要从扎手的碎片捡起。
咖啡是阿怪相对喜欢捡的那枚碎片。她自己喜欢喝咖啡,夏天爱喝冰美式,冬天爱喝燕麦拿铁,有段时间爱喝Dirty,一阵一阵的,不像她老公,常年爱喝冰美式,雷打不动。前几天,一个外地顾客*次来店里,问有什么推荐的,她老公热情地告诉人家“冰美式是我们的招牌款”。顾客问原因,他非常自豪地给人家解释:“因为我爱喝。”
比起咖啡,做蛋糕更让阿怪头疼。做蛋糕需要长时间站在操作台前,站久了,脖子和腰会疼,但是没办法,光卖咖啡赚不到钱,蛋糕是必不可少的。我问她,能不能坐着操作,例如坐着打蛋,坐着裱花,她回答:“那坐着不方便啊。”
有媒体问阿怪,怎么看待年轻人来鹤岗躺平的选择,她不知道怎么回答,只好说可能大家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她不认可来鹤岗就是躺平的说法,“顶多可能是因为房价比较低,大家对买房压力没有那么大了,但是别的生活压力也有,你干嘛不需要钱?”
工作时间比以前在哈尔滨更长,阿怪却觉得,还是现在更幸福。因为赚的钱更多,也因为自己当老板总是自由一些。
她对自由有两个很具象的解释。一是朋友喊她吃晚饭,她想去就能直接去;二是她不想做的蛋糕可以不做。“就像去年,有段时间网上那个草莓塔很火,我不太喜欢,觉得那玩意儿没什么技术含量,还容易塌。好多人来问我,我都说不做。”
不过自由偶尔也要接受小小的让渡。圣诞节前后,由于问的客人实在太多,阿怪最后还是做了一些草莓塔,她解释道:“只做过几天,后来那阵风就过去了。”
阿怪最近忙的另一件事是装修新店。旧店的三年租约到期,因为店门口紧挨着马路停车不方便,她找到一家新的铺面,打算重新装修,开一间更大的咖啡馆。
停车成为咖啡馆选址的核心因素,这在大城市不太常见。阿怪称,店里客人80%左右都是居住在鹤岗的熟客,不少人开车专程来店里喝咖啡,停车是个大麻烦。
剩下20%的新客,要么是节假日返乡的年轻人,要么是外地来出差的人,经朋友推荐,或是在大众点评刷到咖啡馆的照片,跑来一探究竟,留下“原来鹤岗也能喝到XXX”的感叹。阿怪给店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拍摄了“定妆照”,更多照片来自客人,客人拍下好看的照片,发到大众点评或朋友圈,阿怪有时也会存下来,感叹“客片比我拍的好看”。
3月份,阿怪原本计划出去旅行,开店三年,因为担心被隔离耽误事,她只出过一次远门。但是新店的装修计划,让旅行再次延期。老店面的房东要提前找新的租客,把咖啡馆的照片发在抖音招租,不少人看到后,去问阿怪咖啡馆是不是倒闭了。
“我这会儿要把门一锁,夫妻俩出去旅行,那大家不是更觉得我们倒闭了吗?”阿怪盘算新店的装修进程,“差不多四五月份装完,搬过去,后面就暑假旺季了。嗨,先把新店整明白再说吧。”
虽慢,但一直在向前走
开咖啡馆三年,阿怪能感觉到,鹤岗人对咖啡的了解和接受度在慢慢变高。
刚开店那年,店里进了一批燕麦奶,准备做燕麦拿铁,结果根本没有客人点单。“大城市的咖啡馆里,加五块钱换燕麦奶不是很常规的操作嘛,这边前两年还没什么人喝,”阿怪回忆起那批燕麦奶的去向,“到最后全是我一个人喝掉的。”
这两年,周围陆续开出好几家咖啡馆,阿怪没有去看过,只是听客人提起。“(新开的咖啡馆)有的比我位置好,有的比我装修好,比我店里大。我们现在差不多是被包围了。”
竞争对手越开越多,生意却没有变差,开业后的三年,隔壁咖啡馆的营收每年都在增长。2023年前三个月,因为过年和寒假,大家生意都很好。
咖啡馆之外,酒吧也在鹤岗迅速冒出来。阿怪的一个朋友这两年在当地经营酒吧,按照风格分成三家,“一家主要卖鸡尾酒,一家喝啤酒,还有一家是live house。”
鹤岗与大城市的“时差”,还体现在外卖层面。
2019年,一、二线城市的居民早已习惯通过外卖获得一切。想喝啤酒,点单外卖;大蒜用完,点单外卖;最后一滴沐浴液挤完,点单外卖……只要打开外卖软件,众多便利店和超市都会出现在列表里。
而这一年,众多鹤岗本地的食杂店老板,才刚刚知道美团和饿了么是什么,学着把自家的商品一件一件上架。小付的便利店,多了很多线上消费的同行。
连锁便利店尚未涉足东北小城,本地店家也很少会像小付那样将自家店铺称为“便利店”,这些几十平米的小铺子通常被命名为某某食杂店或某某食品店,某某是老板或者老板娘的名字。
食杂店售卖的商品,其实和城市里的便利店差别不大。饮料、酒水、零食、日用品,外加一些在城市便利店里很难见到的,售价5毛到1块钱的小零嘴,摆在收银的桌面上,等待放学的小朋友用零花钱带走几件。
差异*可能是样貌——开在街边平房里的食杂店,不像地铁站边的便利店那么明亮,拥有一整面玻璃,和24小时不灭的灯光。
2019年,瑜莹食品超市的老板张莹*次把店里商品上线到美团外卖,起因是美团在当地的业务员联系上她,劝她开通外卖。她当时犹豫了很久,原因是“鹤岗当地人普遍还是在线下买东西”。另一方面,上线外卖平台需要自己手动录入商品,她平时还要带孩子,担心自己精力有限。
张莹是80后,一直生活在鹤岗本地,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喜欢上网,爱刷短视频。犹豫过一段时间后,她最终决定试试看,“就想着这可能也是趋势”。
挨个给商品拍照录入很费时间,等张莹把全部商品录入完毕,时间已经走到2020年初。新冠疫情暴发了。
整个鹤岗的线下零售几乎陷入瘫痪状态,当地*的比优特超市也一度关门歇业,订单全部涌向开通外卖服务的食杂店。张莹记得,那时候每天线上要接七八十单,几乎一直在忙着接单拣货。
张莹说,她打算多关注年轻人的喜好,跟其他本地经销商打出差异来。“我经常看抖音关注流行趋势,最近Rio强爽很火,还有李子柒的螺蛳粉,这些品牌年轻人的认知度比较高,但我们本地经销商卖得不多。”
宏运通食品店接入线上外卖的时间点是2020年初,老板王宏同时将店铺接入美团和饿了么,两边一起接单。开食品店之前,王宏经营的是一家彩票站,2018年因为赚不到钱,彩票站改成了食品店。“之前买(彩票)的人多,开在居民区,矿上的人多,买彩票的多是矿上的工人,挣得多。之前工人月收入都超过五千,现在当地的年轻人都出去了。”
再往前十年,王宏自己也在矿上工作。
因为矿厂不景气,工人们被解散,当地称作“分流”。和王宏一起被“分流”的有几万工友,回忆大家的去向,王宏说:“分流工人群里,有招工的,招去工厂的,有电焊的,有修车的。大多数都出去打工了。”
王宏是小部分留在当地的工人,先开彩票站,再开小卖铺,20年初开始干起线上零售来。
当地食杂店接入外卖平台后,逢年过节,经常能接到来自外省市的大额订单——在外地工作的鹤岗年轻人,会用这种方式给家里的老人买东西,*的是牛奶和礼盒。
让王宏印象最深刻的一张订单来自珠海:“大晚上,买了13箱啤酒,还有很多吃的,将近800块钱,让送到鹤岗的家里。下单前他提前给我打电话过来咨询,问我有没有货。”
鹤岗城区不大,小商店密度高,同样开杂食店的张泽良吐槽:“鹤岗十几个人里,就有一个开小卖部的。”张泽良之前的工作是开挖掘机,年龄逐渐变大后,身体吃不消,才开起这家杂食店。
他没上过运营课,也不会花里胡哨的互联网黑话,但对自己做的小买卖有着朴素的数据敏感。“线上订单在晚上6-10点比较多,以年轻人为主。线下的话,下午3点半之后是高峰期,这时候幼儿园开始陆续放学,接孩子的老人会来买一些零食玩具。”
为获得更多订单,刚上线外卖的那半年,张泽良每天接单到凌晨两点,跟一个40多岁的外卖骑手一起下班。
根据杂食店老板们估算的数据,开通外卖后,来自线上的订单大概占三到四成,一个之前他们没想过的数字。小付的店在鹤岗火车站附近,外卖占比更高,据他透露,目前线上订单产生的营业额占一半左右,不少来自火车站周边酒店。他猜测,可能是来出差或旅游的人下的单,“他们点单买东西是没有规律的,碰见了就点”。
更多年纪稍长的本地店主做惯线下生意,不像小付那样精通电子产品和互联网,他们需要慢慢摸索,接受新的商业模式。
35岁的张泽良说,他已经知道线上销售需要引流品,不过去年拿水果蔬菜当引流品的尝试不算成功,他还得再试试别的。
全家可能永远都不会在鹤岗开一家分店,张莹、王宏和张泽良也永远不会给平房装上一整面玻璃,让食杂店化妆成便利店的样子。但无论如何,即时零售还是在鹤岗跑起来了,半夜12点,鹤岗居民同样能在家里点到啤酒和沐浴液。
大城市和小城市向来是有“时差”的。
大城市已司空见惯的商业模式,小城市才刚刚兴起;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商品,小城市除了网购还很难买到。“时差”的影响是巨大的,它带来工作机会和生活方式的滞后,容易让年轻人觉得“生活没有盼头”。
但滞后不代表不向前走。小城的商业同样在发展,通过和大城市不同的路径,达成和大城市接近的结果。
比优特时代广场内部推着小城往前走的,是留在这里生活的人。没有人躺在原地不动。
(本文中,小付、阿怪、张莹、王宏、张泽良均为化名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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