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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旨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用来发布命令的一种专用文书形式。只要是皇上下达的命令或指示,都可叫做圣旨。主要内容涉及委任官吏、册封宗室、布告臣民、告谕外邦等方面。
“圣旨”二字最早见于东汉蔡邕的《陈政事七要疏》,此后数千年的光阴流转中,它从未缺席过中国的史册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在封建专制的古代社会, 皇帝的话就是法律,甚至是凌驾于任何规章制度之上的最高法律, 各类影视剧中,一句“圣旨到”,令多少文武百官胆战心惊。
于是,关于古代圣旨的种种遐想也应运而生,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道圣旨是何时出现的?真正的圣旨是什么样子的?为什么没人敢伪造圣旨?
圣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、周时期,史料中出现的训、诰、誓、命等就属于早期的圣旨,当时的圣旨并无固定统一形式。
商纣王为讨好宠妃妲己,研究出了炮烙酷刑,再加上他治国无方,昏庸无道,百姓们怨声载道,为推翻商纣王的统治,周武王特地写了一篇《讨纣檄文》。 有观点认为这篇《讨纣檄文》可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旨之一。
秦朝建立后,将“命”改为 “制”,将“令”改为“诏”, 从此 “制书”、“诏书”成为圣旨的基本体裁。制书类圣旨是国家制度之命,基本是关全局性的命令,而诏书类圣旨是帝王诏告之命,更多是关于局部性的。秦朝圣旨多由丞相李斯根据秦始皇的命令起草。
这一时期的圣旨防伪性能远不如后世,因此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 “立胡亥为太子”的假诏书事件,此诏书是丞相李斯与胡亥、赵高勾结,假借秦始皇之名伪造的。
两汉时期,皇帝制度逐步完善。汉代,皇帝的命令分为“策、谓、戒、符”几种,魏晋南北朝基本沿用先朝的规章制度,不过由于此时朝代更迭频繁,统治者格外强调自己的统治乃天命所归, 所以在皇帝即位诏书中,一般会出现一句“ 应天顺时受兹明命 ”。
唐代圣旨大致上可分为制、敕、册三种。唐初时本沿用诏书,武则天执掌政权后,为避讳,诏书被改为制书,负责圣旨撰写的是中书省的 “ 中书舍人 ”。
直到开元年间,翰林院设立后,也负责部分圣旨的撰写,因此唐朝的圣旨又分为“内制”与“外制”两种,中书属外廷,翰林属内廷。
宋代圣旨大体分四类,即“制、策、册、敕”。后来在“册书”中衍生出“诏命”,“诏命”主要用于官员的升迁和改任以及命妇封赠。
值得注意的是,明代以前的圣旨,并不是拥有着至高无上、说一不二的权力。在唐宋时期,圣旨的内容是经过皇帝和大臣的讨论才确定下来的。且宋代的门下省,更是有否决、封驳圣旨的权力。但到了明、清两代,君主集权得到空前强化,圣旨的地位才随之提高。
元代留中书省,设拟密院与御史台,圣旨由南中书省革拟。
明清两代,处在皇权社会后期,亦成为圣旨的集大成者,均有诏、诰命、制、敕、册、谕等,圣旨多由翰林学士或其他文官撰写。
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圣旨一般仅有半米长,但实际上,圣旨的长度都十分惊人,有两米三米甚至五米,各种长度的都有,但宽度一般都在 33 厘米左右。
因为皇帝要把一件事情交代清楚,往往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结束的。特别是清朝时,鉴于人口的特殊性,圣旨需要用满、汉两种文字书写,所以出现 5 米以上的长度也不足为怪。
圣旨的颜色也并不仅仅是黄色。清朝时,官员的品级越高,圣旨颜色也会相应变多, 五品以下官员的圣旨基本是单一的纯白色,但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就丰富得多,有三色、五色和七色的。
小小一张圣旨,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,按理说,假圣旨应该泛滥成灾,制造假圣旨的人应该趋之若鹜才对,但为什么真实的历史却与推理大相径庭,几乎很少有人用假圣旨忽悠人呢?
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第一不敢造,第二不会造,第三倘若伪造圣旨,后果严重。
圣旨是皇帝意志的代表,假传圣旨则代表着忤逆皇帝。 自古以来,皇帝在百姓心中是神的化身,地位至高无上、神圣不可侵犯。
古代皇帝自称真龙天子,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,通过神化自己,让百姓自愿被统治。皇帝的旨意即是天意,如果臣民敢忤逆天意、假传圣旨,便是和上天作对。
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,敢逆天而为的人寥寥无几。
除此之外,中国古代崇尚儒家学说,如\"三纲五常\"、\"君君臣臣父父子子\"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,朝野上下基本会达成 \"欺骗皇帝,罪无可恕\" 的共识。
制作圣旨的材料稀缺,制作难度大,且本身有防伪标志。 制作圣旨的材料十分难得,历朝历代的圣旨都是用上好蚕丝织成的,这种织品多为贡品,产量低。
制造圣旨的工艺严谨,圣旨制作过程中需要数道程序,为防止出现问题无法追责的情况,每道程序完成后都会记录负责人的姓名,这也倒逼每道程序的负责人严谨认真,不敢马虎,从而保证了圣旨的做工质量。且一道圣旨需要由多种颜色的丝绸拼接而成,长而不断、轻柔超薄,高超的技艺让造假者无从下手,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制作假圣旨。
除此之外,大多数朝代的圣旨都有防伪标志。有些朝代的圣旨,第一个文字隐藏在右上角的祥云之中。有些朝代的圣旨,两端有着上下翻飞的银色巨龙,或者祥云图案,祥云和龙都由专人刺绣,绣法机密,掌握相关技术的人都在宫里,不允许出宫,因此绣法很难泄露。
可谓是机关重重,难以猜测。
随着传统帝制逐渐发展成熟,可假传圣旨的空间越来越小。 协助君主处理章奏、传递圣旨的这两个环节最易被窃弄威权,历代皇帝也在试图弥补这一漏洞。
以宋为例,较为正式的诏敕或者旨意主要由翰林学士草拟,部分御批、内批由君主亲为,其余由女官协助完成。当圣旨制作好,再由宦官进行传递,这种分工合作极大降低了女官或宦官作弊的可能。而在传旨的环节,大多数旨意,甚至包括口头宣读的传宣,都已经文书化,宦官也没有做手脚的空间。
为防止假传圣旨,圣旨一般一式两份,除了下发给大臣的那份,另一份要作为备份,放在皇宫中,作为存档,由相应机构负责保管。
总之,昂贵的制作成本、高超的刺绣工艺、隐秘的防伪标识以及统治者们对圣旨防伪的不断改进,民间造假者就算再厉害,也无计可施。
假传圣旨有什么后果?假传圣旨是大逆不道的事情,基本上都是株连九族,女眷幼童都不放过,且各种酷刑也会轮番上演一遍,更严重点,可能会被千夫所指,遗臭万年。
圣旨是皇帝传达自身意愿的一种工具 。作为皇帝专有特发的宫廷文牍,圣旨的内容涉及封建统治的方方面面,如官员的奖谕擢升、任免和处罚,军队的征召与赋税的征蠲,皇位的传禅和更改年号、巡行等。凡是帝王意欲表达、周知臣民的一切意愿都可以化为“圣旨”的内容。
圣旨是皇帝惩恶扬善的一种手段。 对于忠臣或对国家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,通过颁布圣旨,为其加官进爵或赏赐钱财封地。对于奸佞小人,通过圣旨给其赐罪,令其流放、充军或下入大牢。
以圣旨中的诰命、敕命为例,作为封赠文书,赐予官僚自身以及其祖父母、父母、妻室、子孙一定官爵或名号,承袭数代,生者受封,死者受赠,可以有效地笼络和稳定官僚阶层,巩固和扩大统治根基和社会基础。
每颁布一次圣旨,就是彰显皇帝权力的一次机会。“制、诏、诰、敕”等圣旨, 凸显的是至高无上、一言九鼎、不可僭越的皇权,强化的是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等级森严的隶属关系。
古代遗留下来的圣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民俗文化、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等,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圣旨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,尤其是与重要人物相关的敕命和诰命,可以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史实提供佐证。 如明朝洪武六年时的一道诰命,里面提及明朝统治者要在西藏俄力思,即现存的阿里地区,设立军民元帅府,想要委任一元帅管理。
从这道诰命中可以看出,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 ,我国已经正式在阿里设官置府,实施管理,是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明。
同时,圣旨也是集文学、书法于一体的艺术珍品,具有极高的收藏、学习和欣赏价值。
除了朱元璋的“白话圣旨”外,基本上历朝历代的圣旨都文采斐然。圣旨从拟稿到缮写,都是由内阁或翰林院中知识渊博,文笔精粹的专职人员来完成的,行文精练,用典恰当,清代圣旨册文用骈句,多为誉美之词。
清朝还明确规定了各品级诰敕的句数,品级越高,句数字数也就越多。在书写方面,字迹端庄秀丽,气度雍容,尽显皇家风范。
说起圣旨,大众最熟悉的,莫过于开头的一句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 ,其实,这种断句是错误的,正确的断句应该是“奉天承运皇帝,诏日”。
朱元璋称帝后,建造了一座大殿,名为“奉天殿”,平时和大臣在此议事。朱元璋说自己是“奉天而行,非敢自专”,自称 “奉天承运皇帝 ”,他颁发的诏书在开头都要加上“奉天承运皇帝”六个大字。“诏曰”是诏告天下,凡重大政事须布告天下臣民时使用。
清朝统治者发祥地盛京也有“奉天府”,所以清朝皇帝沿用了明朝称呼,发诏书也用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日”八个大字,以证其顺天意的合理性。
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“奉上天之命而承世运之道的皇帝下诏书说”,即皇帝所做一切,都是遵从上天意旨。而古装剧中常常出现的“钦此”一词,表示皇帝的吩咐、批示结束,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多见。
当然,随着时代洪流的滚滚向前,1912年2月12日,溥仪颁布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道圣旨——《宣统帝退位诏书》,封建帝制由此走向了终结,“圣旨”一词,也永远尘封在史册中。
参考文献:
《清史稿》
《史记》
《中国历朝政治得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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